To 神專的老朋友們：
神專新學期月聚會擬藉由對「冰點論戰」的回應，進而討論台灣基督徒知識份子論的建構問題，（基本上可以談兩個學期，但視「市場」反應狀況做調整）提案計畫請見附檔。此提案計畫未完成，但仍可提供一個大體輪廓。若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回信提供。
對「冰點論戰」回應的緣由，以及此回應會推至知識份子論乃至「沈思」概念的思路，雖已在提案書中初步交代，但仍有不清楚處，故整理後再述如下。
1.漢語地區（esp.中、臺）文化人/知識份子近來在政治議題上遭遇的混亂、難解衝突有二大方面：a.台灣內部的藍綠之爭，b.中台間的政治制度之爭。此二衝突看似相獨立，但其實各有重疊處，因而更加難解。如藍綠各有其「中國想像」，此會導致對b.議題的觀點/行動；中台間的統獨及其中涉及的歷史、政治哲學等立場，亦會觸動藍綠的敏感神經。這兩大衝突讓台灣的知識份子或所謂的「中間選民」陷入困境、泥沼，因為任何的發言都有可能被歸入藍綠，也可能不自覺地為藍綠「站台」；這困境幾乎取消了台灣知識份子/中間選民的存在可能或自我認同。因為知識份子/中間選民所仰賴的所謂客觀「理性」已無法讓人分辨究竟客觀在哪裡、理性在哪裡。故欲重建知識份子/中間選民的自我認同或角色認知，事實上即代表著需對「理性」或「知識」概念本身進行重建或釐清。而對基督徒文化人/知識份子來說，以上所述狀況是更加困窘的，因為以信仰語言所做的任何論述，更是早被排除在「理性」/「知識」以外。故若以「啞口無言」來形容一般的文化人/知識份子在這政治思維情境中的困境，那麼基督徒文化人對此可能「連嘴巴都還沒長出來」，或者頂多只能像一般文化人那樣「啞口無言」。
2.「冰點論戰」以言論自由這議題切入，然後往後溯至不同政治哲學立場導致的不同知識份子論間的衝突，這樣的切入方式對我們關懷以上二大衝突者有著值得關注的優點。因為以上二大衝突牽涉到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中台近代史的梳理，第二個是所採納的政治哲學立場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高度敏感的問題，各派中的基本教義派者（紅、藍、綠等）事實上都緊抓著自己的歷史詮釋不放，甚至以此為各自立論的基礎/信仰核心；恰好這論戰不關心這敏感問題。相對而言，第二個問題就比較沒有這麼敏感。事實上，若扯到中台「本土」的政治哲學，如三民主義、中國式共產主義、台灣建國論述，那麼仍跟前述的歷史詮釋敏感性扯
不清；但此論戰恰好亦不關心這些本土政治哲學，而回到這些本土理論的根源：西方，尤其是「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尤其是社群主義）兩大陣營的辯證性論爭。讓人期待這是台灣文化界自黨外運動時期自由主義一枝獨秀的局面，能接引上西方的反省性論爭，以突破文化界（尤其是傳媒）政治思想的貧乏困境的可能。因此，將戰場由敏感的、動輒得咎的境地，轉移到雖仍爭論重重，但沒有敏感、沒有互貼標籤機會，理性論述不再「啞口無言」的論域。並且，這論域對我們的二大衝突情境或許能有釐清概念、問題，進而減去不必要張力的可能性。對於二大衝突的解決應當至少有間接幫助。更有趣的是，這論戰雖然避開了有機會被貼藍、綠、紅等顏色標籤的問題（雖然還是有人設法在其中貼標籤，但這類作法並沒有引起此論戰其餘參與者的任何關注），但參與者明顯地藍、綠、紅皆有之，不正表明這是一個不分顏色都可以坐下來談並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興趣之議題嗎？
3a.對基督徒文化人/知識份子而言，「冰點論戰」除了可以提供一個我們自己的一般論述對切身政治問題發言的機會外，亦是一個可能讓信仰語言「長出嘴巴」、「進入公共領域」的機會。關鍵便在於，此論戰雖然由藍、綠、紅等的衝突轉移至西方（esp.英美）的政治哲學爭論，但明顯的是爭議並沒有解決，因為在西方
該爭論亦沒有止息。故這時基督徒所擁有的信仰傳統資源，雖不能說能徹底解決此政治哲學爭論，但的確提供一個釐清問題、豐富此辯證過程的可能。
我所想到可引介的，一是古希臘到中世紀發展的Aristotle繼承的希臘「沈思」傳統，二是希伯來，特別是智慧詩歌書中的智慧傳統。這兩個經典傳統是我認為重建基督徒知識觀的可能線索。基督教的知識觀本已在中世紀完成，但後來經路德改教，乃至笛卡兒到康德所完成的徹底批判，此基督教知識觀便自文化思想舞台上逐漸退至邊陲。而這知識觀並不如現代的「知/理論-行/實踐對立」的普遍狀況；事實上，Aristotle把沈思當作實踐哲學最高峰的活動（最高的幸福），基督教靈修學傳統中，「沈思」亦總是實踐的根據（如沙漠教父）。即便到了康德，事實上亦大量繼承了Aristotle（及中世紀對之的發展）。而不如今人所認為的完全割裂或決然對立以致於基督教的知識觀似乎到了康德後就不再有翻身的可能；相應的，與知識觀（沈思）緊密相連的基督教實踐神哲學亦只能從公共論述舞台上隱遁。但一是康德之後的知識人事實上仍繼承了大量的Aristotle遺產，探究這所繼承的為何，對於釐清其價值乃至重建基督教的知識觀具關鍵意義。二方面Aristotle的確有些受我們忽略但仍對今日問題說話的寶庫仍待開啟（例如英語政治哲學大家麥金泰爾即大力挖掘、提倡Aristotle實踐哲學的今日意義），故介紹古希臘以來的「沈思」傳統對我們的關注當有一定意義。（事實上康德著重處理的「自由」概念導引出的有別於中世紀的新實踐哲學，亦貫串於整個康德知識論建構的每個過程，正表明起碼對康德而言，知識問題其實正與實踐問題密不可分。）
3b.除了古希臘的沈思傳統外，對於漢語基督徒的知識觀/實踐哲學觀的重建資源，亦期待能引介的是希伯來的智慧傳統--舊約的智慧詩歌書。首先，為什麼不是新約？一方面新約的知識觀在神專已有多次聚會藉詮釋學這主題旁及，且新約中的知識觀在台灣教會中，長久以來，引起了反智派與主智派的敏感爭論；延續著由 美國延燒而來的基要派-福音派-自由派之爭，這爭論的敏感程度甚至到達判斷與爭對方「是否具有/失去信仰」的嚴重程度。這種敏感程度與非理性的藍綠之爭不相上下，並且引入此論爭對解決此論爭暫無多大幫助，故並不適合。第二，舊約學過去在台灣諸神學院中常處於邊陲地位。原因很多，值得一提的是，舊約 在基督教自一開始便有著神學難題（希伯來書「影兒」說的詮釋問題）；近代的「學術神學」的舊約研究又一直受限於歷史批判法及其爭議，福音派近年才逐漸找到對應之道。無論如何，舊約在台灣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國語教派）的學術論述領域中仍是相當令人(尤其非舊約專科者)陌生的領域，更不要說智慧詩歌書這塊常被歸為「不嚴肅」的個人性、抒情領域，其公共論述更令人感到陌生。因此，為了補上這信仰傳承的破口，引介之是急切的。第三，詩歌智慧書中提供的，幾近普世、不受情境限制的生活議題，實是我們發掘其中實踐哲學資源的一大寶庫！雖或許不若五經、歷史書、先知書等直接觸及以色列人的公共議題，但現代的實踐情境中，自我（公民的自主性）的生活實踐問題（「甚麼是更美好的生活？」）反是整體政治實踐的起點乃至基礎！第四，詩歌智慧書中充滿感情、自我涉入不抽離、充滿身體意象、重疊句導致的特殊辯證等文學性的智慧思維，亦是這個理性主導時代的知識觀所感陌生的「他者」思維。雖然西方自浪漫主義以來已有許多以文學改造思維模式的嘗試，但一方面，希伯來的文學視野必定可以提供英語、德語等文學視野不同的面向，二方面，對於漢語界的我們而言，這種對理性重塑的思潮，仍處於陌生或模糊混亂(因後現代)的階段，故如此引介仍大有意義。
神專新學期月聚會擬藉由對「冰點論戰」的回應，進而討論台灣基督徒知識份子論的建構問題，（基本上可以談兩個學期，但視「市場」反應狀況做調整）提案計畫請見附檔。此提案計畫未完成，但仍可提供一個大體輪廓。若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回信提供。
對「冰點論戰」回應的緣由，以及此回應會推至知識份子論乃至「沈思」概念的思路，雖已在提案書中初步交代，但仍有不清楚處，故整理後再述如下。
1.漢語地區（esp.中、臺）文化人/知識份子近來在政治議題上遭遇的混亂、難解衝突有二大方面：a.台灣內部的藍綠之爭，b.中台間的政治制度之爭。此二衝突看似相獨立，但其實各有重疊處，因而更加難解。如藍綠各有其「中國想像」，此會導致對b.議題的觀點/行動；中台間的統獨及其中涉及的歷史、政治哲學等立場，亦會觸動藍綠的敏感神經。這兩大衝突讓台灣的知識份子或所謂的「中間選民」陷入困境、泥沼，因為任何的發言都有可能被歸入藍綠，也可能不自覺地為藍綠「站台」；這困境幾乎取消了台灣知識份子/中間選民的存在可能或自我認同。因為知識份子/中間選民所仰賴的所謂客觀「理性」已無法讓人分辨究竟客觀在哪裡、理性在哪裡。故欲重建知識份子/中間選民的自我認同或角色認知，事實上即代表著需對「理性」或「知識」概念本身進行重建或釐清。而對基督徒文化人/知識份子來說，以上所述狀況是更加困窘的，因為以信仰語言所做的任何論述，更是早被排除在「理性」/「知識」以外。故若以「啞口無言」來形容一般的文化人/知識份子在這政治思維情境中的困境，那麼基督徒文化人對此可能「連嘴巴都還沒長出來」，或者頂多只能像一般文化人那樣「啞口無言」。
2.「冰點論戰」以言論自由這議題切入，然後往後溯至不同政治哲學立場導致的不同知識份子論間的衝突，這樣的切入方式對我們關懷以上二大衝突者有著值得關注的優點。因為以上二大衝突牽涉到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中台近代史的梳理，第二個是所採納的政治哲學立場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高度敏感的問題，各派中的基本教義派者（紅、藍、綠等）事實上都緊抓著自己的歷史詮釋不放，甚至以此為各自立論的基礎/信仰核心；恰好這論戰不關心這敏感問題。相對而言，第二個問題就比較沒有這麼敏感。事實上，若扯到中台「本土」的政治哲學，如三民主義、中國式共產主義、台灣建國論述，那麼仍跟前述的歷史詮釋敏感性扯
不清；但此論戰恰好亦不關心這些本土政治哲學，而回到這些本土理論的根源：西方，尤其是「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尤其是社群主義）兩大陣營的辯證性論爭。讓人期待這是台灣文化界自黨外運動時期自由主義一枝獨秀的局面，能接引上西方的反省性論爭，以突破文化界（尤其是傳媒）政治思想的貧乏困境的可能。因此，將戰場由敏感的、動輒得咎的境地，轉移到雖仍爭論重重，但沒有敏感、沒有互貼標籤機會，理性論述不再「啞口無言」的論域。並且，這論域對我們的二大衝突情境或許能有釐清概念、問題，進而減去不必要張力的可能性。對於二大衝突的解決應當至少有間接幫助。更有趣的是，這論戰雖然避開了有機會被貼藍、綠、紅等顏色標籤的問題（雖然還是有人設法在其中貼標籤，但這類作法並沒有引起此論戰其餘參與者的任何關注），但參與者明顯地藍、綠、紅皆有之，不正表明這是一個不分顏色都可以坐下來談並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興趣之議題嗎？
3a.對基督徒文化人/知識份子而言，「冰點論戰」除了可以提供一個我們自己的一般論述對切身政治問題發言的機會外，亦是一個可能讓信仰語言「長出嘴巴」、「進入公共領域」的機會。關鍵便在於，此論戰雖然由藍、綠、紅等的衝突轉移至西方（esp.英美）的政治哲學爭論，但明顯的是爭議並沒有解決，因為在西方
該爭論亦沒有止息。故這時基督徒所擁有的信仰傳統資源，雖不能說能徹底解決此政治哲學爭論，但的確提供一個釐清問題、豐富此辯證過程的可能。
我所想到可引介的，一是古希臘到中世紀發展的Aristotle繼承的希臘「沈思」傳統，二是希伯來，特別是智慧詩歌書中的智慧傳統。這兩個經典傳統是我認為重建基督徒知識觀的可能線索。基督教的知識觀本已在中世紀完成，但後來經路德改教，乃至笛卡兒到康德所完成的徹底批判，此基督教知識觀便自文化思想舞台上逐漸退至邊陲。而這知識觀並不如現代的「知/理論-行/實踐對立」的普遍狀況；事實上，Aristotle把沈思當作實踐哲學最高峰的活動（最高的幸福），基督教靈修學傳統中，「沈思」亦總是實踐的根據（如沙漠教父）。即便到了康德，事實上亦大量繼承了Aristotle（及中世紀對之的發展）。而不如今人所認為的完全割裂或決然對立以致於基督教的知識觀似乎到了康德後就不再有翻身的可能；相應的，與知識觀（沈思）緊密相連的基督教實踐神哲學亦只能從公共論述舞台上隱遁。但一是康德之後的知識人事實上仍繼承了大量的Aristotle遺產，探究這所繼承的為何，對於釐清其價值乃至重建基督教的知識觀具關鍵意義。二方面Aristotle的確有些受我們忽略但仍對今日問題說話的寶庫仍待開啟（例如英語政治哲學大家麥金泰爾即大力挖掘、提倡Aristotle實踐哲學的今日意義），故介紹古希臘以來的「沈思」傳統對我們的關注當有一定意義。（事實上康德著重處理的「自由」概念導引出的有別於中世紀的新實踐哲學，亦貫串於整個康德知識論建構的每個過程，正表明起碼對康德而言，知識問題其實正與實踐問題密不可分。）
3b.除了古希臘的沈思傳統外，對於漢語基督徒的知識觀/實踐哲學觀的重建資源，亦期待能引介的是希伯來的智慧傳統--舊約的智慧詩歌書。首先，為什麼不是新約？一方面新約的知識觀在神專已有多次聚會藉詮釋學這主題旁及，且新約中的知識觀在台灣教會中，長久以來，引起了反智派與主智派的敏感爭論；延續著由 美國延燒而來的基要派-福音派-自由派之爭，這爭論的敏感程度甚至到達判斷與爭對方「是否具有/失去信仰」的嚴重程度。這種敏感程度與非理性的藍綠之爭不相上下，並且引入此論爭對解決此論爭暫無多大幫助，故並不適合。第二，舊約學過去在台灣諸神學院中常處於邊陲地位。原因很多，值得一提的是，舊約 在基督教自一開始便有著神學難題（希伯來書「影兒」說的詮釋問題）；近代的「學術神學」的舊約研究又一直受限於歷史批判法及其爭議，福音派近年才逐漸找到對應之道。無論如何，舊約在台灣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國語教派）的學術論述領域中仍是相當令人(尤其非舊約專科者)陌生的領域，更不要說智慧詩歌書這塊常被歸為「不嚴肅」的個人性、抒情領域，其公共論述更令人感到陌生。因此，為了補上這信仰傳承的破口，引介之是急切的。第三，詩歌智慧書中提供的，幾近普世、不受情境限制的生活議題，實是我們發掘其中實踐哲學資源的一大寶庫！雖或許不若五經、歷史書、先知書等直接觸及以色列人的公共議題，但現代的實踐情境中，自我（公民的自主性）的生活實踐問題（「甚麼是更美好的生活？」）反是整體政治實踐的起點乃至基礎！第四，詩歌智慧書中充滿感情、自我涉入不抽離、充滿身體意象、重疊句導致的特殊辯證等文學性的智慧思維，亦是這個理性主導時代的知識觀所感陌生的「他者」思維。雖然西方自浪漫主義以來已有許多以文學改造思維模式的嘗試，但一方面，希伯來的文學視野必定可以提供英語、德語等文學視野不同的面向，二方面，對於漢語界的我們而言，這種對理性重塑的思潮，仍處於陌生或模糊混亂(因後現代)的階段，故如此引介仍大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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